钱征 | 屈原自沉汨罗六十三证

匿名 2020-11-14 17:47:47 热度:1

钱征 | 屈原自沉汨罗六十三证

2014年8月,中国屈原学会组织部分专家赴湖北郧县(现湖北十堰郧阳区)实地考察有关屈原的遗迹及历史文化遗存,并召开“屈原与郧阳”学术研讨会。会上,湖南岳阳籍学者、现湖北郧阳屈原学会会长凌智民提出,屈原作品中出现的湘、沅、澧等水名并不在今湖南境内,湘水就是现在的汉江丹江口到旬阳江段,沅水就是淅川县境内的淅水,澧水就是现在淅川境内的淇河。并认为,屈原晚年写《渔父》即在郧阳的沧浪洲,其蹈水的地方也应该在郧阳境内的湘水。针对凌智民的观点,中国屈原学会副会长赵敏俐表示,关于屈原的投江地的问题,如果把郧县作为屈原的投江地,这个提法要慎之又慎。这已不是一个学术问题,而是一个文化认同问题,关于屈原的投江地可以讨论,但首先要考虑历史记载,贾谊和司马迁等人的相关记载是不能回避的,《史记》对地名的理解也可能出错,但是,即使错了,也是一个美丽的错误,毕竟这个错误,已经存在了2000多年,已在人们心中产生了认同感。中国屈原学会学长方铭也明确指出,凌智民通过田园调查和收集民间传说,认为屈原的投江地就在郧县的汉江段,这个观点虽然很有新意,但仍然需要补充证据,仔细斟酌。编者综合凌智民的相关论述发现,凌智民并非反对屈原投江汨罗,而是认为,在屈原时代,湘、资、沅、澧四水皆在今湖北境内,屈原自沉之汨罗也应在今湖北郧阳境内的汉水边上,只因地名的变迁,湘、资、沅、澧、汨罗等地名后来才搬迁至今湖南境内。

钱征 | 屈原自沉汨罗六十三证

钱征 | 屈原自沉汨罗六十三证

屈原自沉汨罗六十三证

钱征

摘要:关于屈原的自沉地问题,除汨罗江外,提任何地方,都要慎之又慎。这已不是一个学术问题,而是一个文化认同问题。考虑到东汉王逸《楚辞章句》现存版本问题,我这次撰写《屈原自沉汨罗六十三证》一文,上自屈原,下至朱熹,南宋之后,一概不录。此63证中,自屈原至两汉有15证,占23.8%;自西晋至隋朝有7证,占11.1%;自唐朝至五代有33证,占52.4%;宋代有8证,仅占12.7%。也就是说,唐朝和五代以前的有55证,占87.3%。充分证明:屈原自沉汨罗,史料可靠,确信无疑。

关键词:屈原;汨罗;六十三证

2014年8月25日下午,在湖北省十堰市郧县,中国屈原学会组织部分学者就屈原与郧阳问题开展了专题学术研讨。在这次研讨会上,湖南岳阳籍学者凌智民提出屈原的沉江地应在今湖北郧阳境内的观点。中国屈原学会副会长赵敏俐教授在会上说:“关于屈原的投江地的问题,如果把郧县作为屈原的投江地,这个提法要慎之又慎。这已不是一个学术问题,而是一个文化认同问题。这个我们将来可以讨论。有几点,我们是要思考的。首先是历史记载,贾谊和司马迁有关历史记载的问题,这个不能回避。刚才,邓教授(北京师范大学邓瑞全)说了,《史记》也可能出错,对地名的理解也可能出错。但是,即使错了,也是一个美丽的错误。毕竟这个错误,已经存在了2000多年,已在人们心中产生了认同感。因此,也不可能用学术结论代替文化的认同。”

接着,2014年9月16日的《光明日报》,第16版,即“国学”版,以“文化名人故里行”的名义,刊发了郧阳学术研讨会的消息和内容,题目是《屈原与郧阳》,其中刊登有凌智民的观点:“屈原晚年写《渔父》即在郧阳的沧浪洲,其蹈水的地方也应该在郧阳境内的湘水。”

2015年7月25日至29日,2015年中国淮阴屈原及楚辞学国际学术研讨会暨中国屈原学会第十六届年会,在江苏淮安召开。会议有意安排湖北郧县学者凌智民和湖南汨罗学者刘石林先后作大会发言。两位学者,各抒己见,一个主张屈原自沉地在今湖北郧阳,一个主张屈原自沉地即今湖南汨罗,两人针锋相对,很有意思。

我一直认为,屈原的投江地,是在湖南长沙附近的汨罗。我是坚定的支持湖南汨罗刘石林的观点。2019年6月6日至6月9日,我抱病赶到湖北郧阳,参加2019年“屈原与楚文化”学术研讨会暨湖北省屈原学会年会。在会上,我宣读了《楚辞里的屈原与汨罗》一文。2019年11月,2019年屈原与楚辞学术研讨会暨中国屈原学会第十八届年会,在湖南汨罗召开。我因身体原因,未能出席,但会议论文集(上册)收录我的两篇论文,一篇是《楚辞里的屈原与汨罗》,另一篇是《屈原放逐陵阳做铜官考》。

事情到此,并没有了结。2020年初,新冠肺炎防疫期间,不宜外出,我猫在家里,集中将近两个月的时间,收集史料,日以继夜地研究屈原的投江地、放逐地、出生地,即屈原三地研究。后来,时断时续,几易其稿。直到现在,快一年了,文章还在推敲。自屈原、贾谊、司马迁、班固、王逸到苏轼、洪兴祖、朱熹,表面上看,史料怪多的,但是管用的,实际上少之又少。年代久远,史料偏少,版本考证难度大,撰写论文的进度极慢。现将屈原自沉汨罗六十三证,叙述如下:

第一证,战国屈原自己的作品。例子很多。如《离骚》云:“济沅湘以南征兮,就重华而陈词。”沅、湘,水名也;重华,舜名也。葬于九嶷山,在于沅湘之南。王逸《楚辞章句》解释:《离骚经》者,屈原之所作也。屈原不忍以清白久居浊世,遂赴汨渊自沉而死。又如《九章·惜往日》云:“临沅湘之玄渊兮,遂自忍而沉流。卒没身而绝名兮,惜壅君之不昭。”再如《九章·悲回风》云:“宁逝死而流亡兮,不忍此心之常愁。”还如《渔父》云:“屈原既放,游于江潭,行吟泽畔,颜色憔悴,形容枯槁。”王逸《楚辞章句》解释:《渔父》者,屈原之所作也。屈原放逐,在江、湘之间,忧愁叹吟,仪容变易。而渔父避世隐身,钓鱼江滨,欣然自乐。时遇屈原川泽之域,怪而问之,遂相应答。

第二证,西汉贾谊的吊屈原赋。如《史记》卷八十四,屈原贾生列传第二十四,记载了贾生及渡湘水,为赋以吊屈原,其辞曰:“共承嘉惠兮,俟罪长沙。侧闻屈原兮,自沈汨罗。造托湘流兮,敬吊先生。”又如《汉书》卷四十八,贾谊传第十八,也记载了贾谊意不自得,及渡湘水,为赋以吊屈原,其辞曰:“恭承嘉惠兮,竢罪长沙。仄闻屈原兮,自湛汨罗。造托湘流兮,敬吊先生。”贾谊(前200-前168),生活的年代,相距屈原不到百年。《史记》与《汉书》,相互佐证。至少,自西汉贾谊起,就“侧闻屈原兮,自沈汨罗。”“仄闻屈原兮,自湛汨罗。”

第三证,西汉司马迁的记载。《史记》卷八十四,屈原贾生列传第二十四记载:屈原“于是怀石遂自(投)[沈]汨罗以死。”“自屈原沈汨罗后百有余年,汉有贾生,为长沙王太傅,过湘水,投书以吊屈原。”“太史公曰:余读《离骚》《天问》《招魂》《哀郢》,悲其志。适长沙,观屈原所自沈渊,未尝不垂涕,想见其为人。”司马迁(约前145或前135——?)生活的年代,距屈原只有百余年,并不远。《史记》,是我国第一部通史。现存《史记》旧注有三家,就是刘宋裴骃的《史记集解》、唐司马贞的《史记索隐》和唐张守节的《史记正义》。

第四证,西汉东方朔的记载。如东方朔《七谏·沉江》:“赴湘沅之流澌兮,恐逐波而复东。怀沙砾而自沉兮,不忍见君之蔽壅。”又如东方朔《七谏·怨世》:“愿自沉于江流兮,绝横流而径逝。宁为江海之泥涂兮,安能久见此浊世?”再如东方朔《七谏·哀命》:“何君臣之相失兮,上沅湘而分离。测汨罗之湘水兮,知时固而不反。”还如《汉书》卷六十五,东方朔传第三十五记载:是时朝廷多贤材,上复问朔:“方今公孙丞相、兒大夫、董仲舒、夏侯始昌、司马相如、吾丘寿王、主父偃、朱买臣、严助、汲黯、胶仓、终军、严安、徐乐、司马迁之论,皆辩知闳达,溢于文辞,先生自视,何与比哉?”在这里,上复问朔的话中,点到十五位贤材,都是溢于文辞的大学者,只要深入研究,多多少少也能挖掘出一些楚辞史料来的。

第五证,西汉严忌的《哀时命》。王逸《楚辞章句》说:“《哀时命》者,严夫子之所作也。夫子名忌,与司马相如俱好辞赋,客游于梁,梁孝王甚奇重之。忌哀屈原受性忠贞,不遭明君而遇暗世,斐然作辞,叹而述之,故曰《哀时命》也。”严忌的《哀时命》云:“子胥死而成义兮,屈原沉于汨罗。”顺便提示一下,严助(?—前122),严忌之子;一说,忌族子;西汉辞赋家。严助与淮南王刘安交好,后因与刘安谋反事有牵连,被杀。

第六证,西汉王褒的《九怀》。王逸《楚辞章句》说:“《九怀》者,谏议大夫王褒之所作也。”王褒《九怀·尊嘉》记载:“伍胥兮浮江,屈子兮沉湘。”王逸《楚辞章句》又注:吴王弃之于江滨也。怀沙负石,赴汨渊也。

第七证,西汉刘向的《九叹》。王逸《楚辞章句》说:“《九叹》者,护左都水使者光禄大夫刘向之所作也。”刘向(约前77—前6),西汉经学家、目录学家、文学家。我们今天所见的楚辞版本,多是刘向编集。如刘向《九叹·离世》记载:“九年之中不吾反兮,思彭咸之水游。惜师延之浮渚兮,赴汨罗之长流。”又如刘向《九叹·远逝》云:“惜往事之不合兮,横汨罗而下厉。乘隆波而南度兮,逐江湘之顺流。”再如刘向《九叹·思古》云:“违郢都之旧闾兮,回湘沅而远迁。”

第八证,西汉扬雄的《反离骚》。扬雄(公元前53年—公元18年),亦称杨雄。《汉书》卷八十七上,扬雄传第五十七上,载《反离骚》,其辞曰:“淑周楚之丰烈兮,超既离虖皇波。因江潭而氵往记兮,饮吊楚之湘累。”“横江湘以南氵往兮,云走乎彼苍吾。驰江潭之泛溢兮,将折衷虖重华。”“精琼靡与秋菊兮,将以延夫天年;临汨罗而自陨兮,恐日薄于西山。”

第九证,西汉刘歆的《遂初赋》。《汉书》卷三十六,楚元王传第六,附有刘向传,也附有刘歆传。该传云:河平中,刘歆受诏,与父刘向领校秘书,讲六艺传记,诸子、诗赋、数术、方技,无所不究。刘歆的《遂初赋》云:“昔仲尼之淑圣兮,竟隘穷乎蔡陈。彼屈原之贞专兮,卒放沉于湘渊。”

第十证,西汉桓宽的《盐铁论》。桓宽《盐铁论·讼贤第二十二》,文学曰:“夫屈原之沉渊,遭子椒之谮也;管子得行其道,鲍叔之力也。今不覩鲍叔之力,而见汨罗之祸,虽欲以寿终,无其能得乎?”《盐铁论》,书名,西汉桓宽编著,是记录昭帝时盐铁会议的文献。

第十一证,东汉袁康的《越绝书》。《越绝书》卷第十五,越绝篇叙外传记第十九,19·7原文曰:“屈原隔界,放于南楚,自沉湘水,蠡所有也。”

第十二证,东汉王充的《论衡》。王充(27—约97),东汉哲学家。《论衡·累害篇》云:“屈平洁白,邑犬群吠,吠所怪也;非俊疑杰,固庸态也。”《论衡·偶会篇》云:“世谓子胥伏剑,屈原自沉,子兰,宰嚭诬谗,吴楚之君冤杀之也。”《论衡·超奇篇》云:“唐勒、宋玉亦楚文人也,竹帛不纪者,屈原在其上也。”

第十三证,东汉班固的《汉书》。班固(32—92),东汉史学家、文学家。初,继续完成其父班彪所著《史记后传》,被人告发私改国史,下狱。其弟班超,上书力辩,得释。后奉诏,完成其父所著书,历二十余年,修成《汉书》,继司马迁之后,整齐了纪传体史书的形式,并开创了“包举一代”的断代史体例。书未成而卒。八表及天文志稿本散乱,由其妹班昭及马续,奉汉和帝命续修完成。班固生前,曾作有《离骚经章句》,可惜原书已失。只剩下保存在王逸《离骚章句》中的两段。一段,是《离骚赞序》;一段,见王逸《离骚章句·离骚序》所引。还有,班固的奏记东平王苍,系引自《谷汉书·班彪列传》附班固传云:“昔卞和献宝,以离断趾,灵均纳忠,终于沉身。而和氏之璧,千载垂光;屈子之篇,万世归善。愿将军隆照之明,信日之听,少屈威神,咨嗟下问,令尘埃之中,永无荆山、汨罗之恨。”《汉书》卷四十八,贾谊传第十八的记载,是最能表明班固的看法:“谊既以适去,意不自得,及度湘水,为赋以吊屈原。屈原,楚贤臣也,被谗放逐,作《离骚赋》,其终篇曰:‘已矣!国亡人,莫我知也。’遂自投江而死。谊追伤之,因以自谕。”

第十四证,东汉王逸的《楚辞章句》。王逸,字叔师,南郡宜城人,东汉文学家。所作《楚辞章句》,颇为后世学者所重视。东汉王逸的《楚辞章句》说:“屈原放在山野,复作《九章》,援天引圣,以自证明,终不见省。不忍以清白久居浊世,遂赴汨渊自沉而死。”王逸论述屈原自沉汨罗的事例还有很多。在此,仅举一例吧。如王逸《楚辞章句》说:“《七谏》者,东方朔之所作也。”东方朔《七谏·哀命》云:“何君臣之相失兮,上沅湘而分离。测汨罗之湘水兮,知时固而不反。”王逸《楚辞章句》注释:“汨水在长沙罗县,下注湘水中。言己沈身汨水,终不还楚国也。”

第十五证,汨罗汉屈原庙碑考。关于汨罗的汉屈原庙,关于汨罗的汉屈原庙碑,我花了许多时间去琢磨,想专门写一篇文章,由于种种原因,至今未能如愿。2007年6月,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发行的《屈原学集成》,载有刘萍《湖南汨罗历代屈原碑刻研究》一文,介绍:“《汉屈原庙碑》,原碑已佚。经考证,原立于湖南湘阴汨罗屈子祠内。北魏郦道元《水经注》云:‘罗渊北有汨罗庙,庙前有碑。’罗渊北,当指令汨罗江北岸。汨罗庙,系指今之屈子祠。”

第十六证,《拾遗记》卷十的洞庭山。《拾遗记》十卷,又称《拾遗录》、《王子年拾遗记》,为十六国时期前秦人王嘉撰写。梁萧绮录。本书所记事,起庖牺,迄晋末。前九卷,是按朝代顺序,叙述历史传说、神话故事和奇闻异事。唯独第十卷,为记诸名山,体例奇特,想象力丰富,内容颇有科学幻想成分。其中,有不少故事,成为后代传奇小说的蓝本,故《四库全书总目》称其“历代词人,取材不竭。”在前秦王嘉的《拾遗记》卷十“洞庭山”条中,有这样的记载:“屈原以忠见斥,隐于沅湘,披蓁茹草,混同禽兽,不交世务,采柏实以合桂膏,用养心神;被王逼逐,乃赴清冷之水。楚人思慕,谓之水仙。其神游于天河,精灵时降湘浦。楚人为之立祠,汉末犹在。”最重要的是“汉末犹在”四字,值得研究。

第十七证,北魏郦道元的《水经注》。郦道元《水经注》卷三十八云:“汨水又西迳罗县北,本罗子国也。故在襄阳宜城县西、楚文王移之于此。秦立长沙郡,因以为县,水亦谓之罗水。汨水又西,迳玉笥山。罗含《湘中记》云:屈潭之左,有玉笥山,道士遗言,此福地也。一曰地脚山。汨水又西为屈潭,即汨罗渊也。屈原怀沙,自沉于此,故渊潭以屈为名,昔贾谊、史迁,皆尝迳此,弭楫江波,投吊于渊。渊北有屈原庙,庙前有碑。又有汉南太守程坚碑,寄在原庙。”

第十八证,南朝宋刘敬叔的《异苑》。《隋书·经籍志》著录:“《异苑》十卷,宋给事刘敬叔撰。”刘敬叔,史书无传。明胡震亨汇其事之散见史书者,为《刘敬叔传》。刘敬叔《异苑》卷一,“汨潭马迹”条记载:“长沙罗县有屈原自投之川,山明水净,异于常处。民为立庙在汨潭之西,岸侧盘石马迹尚存。相传云:原投川之日,乘白骥而来。”

第十九证,南朝宋颜延之《祭屈原文》。颜延之(384—456),字延年,南朝宋文学家。《昭明文选》卷六十,载有颜延之《祭屈原文》:“惟有宋五年月日,湘州刺史吴郡张邵恭承帝命,建旟旧楚。访怀沙之渊,得捐珮之浦。弭节罗潭,舣舟汨渚,乃遣户曹椽某,敬祭故楚三闾大夫屈君之灵。兰薰而摧,玉缜则折。物忌坚芳,人讳明洁。曰若先生,逢辰之缺。温风怠时,飞霜急节。嬴芈遘纷,昭怀不端;谋折仪尚,贞蔑椒兰。身绝郢阙,迹遍湘干。比物荃荪,连类龙鸾。声溢金石,志华日月。如彼树芳,实颖实发。望汨心欷,瞻罗思越。籍用可尘,昭忠难阙。”

第二十证,南朝梁吴均《续齐谐记》。吴均(469—520),吴兴故鄣(今浙江安吉)人。他好学,有才气,其诗为士人所效,号“吴均体”。他精史学,有《后汉书注》、《齐春秋》等。今本《续齐谐记》,仅十七条,然文学较高,颇多佳作。其中,第十三条云:“屈原五月五日投汨罗水,楚人哀之。至此日,以竹筒子贮米,投水以祭之。汉建武中,长沙区曲忽见一士人,自云‘三闾大夫’。谓曲曰:‘闻君当见祭,甚善。常年为蛟龙所窃,今若有惠,当以棟叶塞其上,以彩丝缠之。此二物,蛟龙所惮。’曲依其言。今五月五日作粽,并带棟叶、五花丝、遗风也。”

第二十一证,南朝梁萧统《文选序》。萧统(501—531),南朝梁文学家。梁武帝长子。梁武帝天监元年,立为太子,未及即位而卒。谥昭明,世称昭明太子。曾招聚文学之士,编集《文选》三十卷,对后代文学颇有影响。萧统的《文选序》云:“又楚人屈原,含忠履洁,君匪从流,臣进逆耳。深思远虑,遂放湘南。耿介之意既伤,台郁之怀靡诉。临渊有怀沙之志,吟泽有憔悴之容。骚人之文,自兹而作。”

第二十二证,南朝梁宗懔《荆楚岁时记》。宗懔(约500—约563),字元懔,南阳涅阳(今属河南)人,居江陵(今属湖北)。《荆楚岁时记》原书已佚,现存一卷,系明人从类书中辑出。各类按语,当时隋杜公赡所注,故前均空一格,以示区别。现存一卷是以时为序,自元旦至除夕,凡三十八条,记录了古代荆楚地区四时十二月重大节令的来历、传说、风俗、活动等。其中,第二十三条云:“是日,竞渡,采杂药。 按:五月五日竞渡,俗为屈原投汨罗日,伤其死,故并命舟楫以拯之。舸舟取其轻利,谓之飞凫,一自以为水军,一自以为水马。州将及士人悉临水而观之。邯郸淳《曹娥碑》云:‘五月五日,时迎伍君逆涛而上,为水所淹。’斯又东吴之俗,事在子胥,不关屈平也。《越地传》云起于越王勾践,不可详矣。 是日竟采杂药。《夏小正》:‘此月蓄药,以蠲除毒气。’”

第二十三证,唐代刘餗的《隋唐嘉话》。《隋唐嘉话》三卷,唐刘餗撰。刘餗,字鼎卿,彭城(今江苏徐州)人。著名史学家刘知幾之子。天宝初,官集贤殿学士,兼知史官,监修国史,终右补阙。《隋唐嘉话》卷下云:“俗五月五日为竞渡戏,自襄州已南,所向相传云:屈原初沉江之时,其乡人乘舟求之,意急而争前,后因为此戏。”

第二十四证,唐代李玫的《纂异记》。《纂异记》原书一卷。李玫的生平事迹,勾稽诸书所载,仅知其大略如下:在大和元年(827)前,他寄居洛阳龙门山天竺寺习业,其间曾受到王涯“推食解衣”的恩遇;大和九年(835)前后,任歙州巡官,闻王涯等“甘露四相”遇难,作诗悼之,几乎罹祸;至大中、咸通年间,他犹曾赴进士试,不第,但以文章闻名于时。据《友会丛谈》所述,《纂异记》是李玫病居遣兴之作。原书佚失已久。本书,系自《太平广记》中辑出。《太平广记》卷三○九“蒋琛”条云:方即席,范相笑谓屈原曰:“被放逐之臣,负波涛之困,谗痕谤迹,骨销未灭,何惨面目,便猎其杯盘?”屈原曰:“湘江之孤魂,鱼腹之余肉,焉敢将喉舌酬对相国乎?然吾闻穿七札之箭,不射笼中之鸟;刜洪钟之剑,不剸几上之肉。且足下亡吴霸越,功成身退,逍遥于五湖之上,辉焕于万古之后,故鄙夫窃仰重德盛名,不敢以常意奉侍。何今日戏谑于绮席,恃意气于放臣,则何异射病鸟于笼中,剸腐肉于几上?窃于君子惜金镞与利刃也!”于是湘神动色,命酒罚范君。

第二十五证,唐代王维的《送杨少府贬郴州》。王维(701—761,一作698—759),唐代诗人、画家,字摩诘。王维《送杨少府贬郴州》云:“明到衡山与洞庭,若为秋月听猿声。愁看北渚三湘远,恶说南风五两轻。青草瘴时过夏口,白头浪里出溢城。长沙不久留才子,贾谊何须吊屈平。”(《全唐诗》卷128)

第二十六证,唐代储光羲的《观竞渡》。储光羲(707—约760)),唐代诗人。储光羲《观竞渡》云:“大夫沉楚水,千祀国人哀。习棹江流长,迎神雨雾开。标随绿云动,船逆清波来。下怖鱼龙起,上惊凫雁回。能令秋大有,鼓吹远相催。”(《全唐计》卷139)

第二十七证,唐代刘长卿的《送李侍御贬郴州》。刘长卿(?—约785)唐代诗人。刘长卿《送李侍御贬郴州》云:“洞庭波渺渺,君云吊灵均。几路三湘水,全家万里人。听猿明月夜,看柳故年春。忆想汀洲畔,伤心句白蘋。”(《全唐诗》卷147)

第二十八证,唐代孟浩然的《晓入南山》。孟浩然(689—约740,一作691—约740),唐代诗人。襄州襄阳(今属湖北)人。诗与王维齐名,称为“王孟”。王维并于他死后,画像于郢州。孟浩然《晓入南山》云:“瘴气晓氛氲,南山复水云。鲲飞今始见,鸟坠旧来闻。地接长沙近,江从汨渚分。贾生曾吊屈,予亦痛斯文。”(《全唐诗》卷160)

第二十九证,唐代李白的《行路难》。李白(701—762),字太白,号青莲居士,唐代大诗人,是屈原以来积极浪漫主义诗歌的新高峰。李白《行路难三首》(其三)云:“有耳莫洗颖川水,有口莫食首阳蕨。含光混世贵无名,何用孤高比云月?吾观自古贤达人,功成不退皆殒身。子胥既弃吴江上,屈原终投湘水滨。陆机雄才岂自保,李斯税驾苦不早。华亭鹤唳讵可闻,上蔡苍鹰何足道。君不见吴中张翰称,秋风忽忆江东行。且乐生前一杯酒,何须身后千载名。”(《全唐诗》卷162)

第三十证,唐代杜甫的《天末怀李白》。杜甫(712—770),字子美,唐代大诗人。杜甫《天末怀李白》云:“凉风起天末,君子意如何。鸿雁几时到,江湖秋水多。文章憎命达,魑魅喜人过。应共冤魂语,投诗赠汨罗。”(《全唐诗》卷225)杜甫在这里,用屈原自沉汨罗事,以烘托李白的冤情。在唐诗里,“汨罗”二字直接入诗的,杜甫是第一人。

第三十一证,唐代褚朝阳的《五丝》。禇朝阳,生卒年不详,只知道他登天宝进士第,唐代诗人。褚朝阳《五丝》云:“越人传楚俗,截竹竞萦丝。水底深休也,日中还贺之。章施文胜质,列匹美于姬。锦绣侔新段,羔羊寝旧诗。但夸端午节,谁荐屈原祠。把酒时伸奠,汨罗空远而。”(《全唐诗》卷254)禇朝阳的这首《五丝》诗,非常有特色,不仅对“越人传楚俗”,过端午节,在屈原祠举行祭奠活动,进行了记载,而且直接点明地址是“汨罗”,这在唐诗里是罕见的,此史料弥足珍贵。

第三十二证,唐代蒋冽的《经埋轮地》。蒋冽,生卒年不详,唐代诗人。蒋冽的《经埋轮地》云:“汉家张御史,晋国绿珠楼。时代邈已远,共谢洛阳秋。洛阳大道边,旧地尚依然。下马独太息,扰扰城市喧。时人欣绿珠,诗满金谷园。千载埋轮地,无人兴一言。正直死犹忌,况乃未死前。汨罗有翻浪,恐是嫌屈原。我闻太古水,上与天相连。如何一落地,又作九曲泉。万古惟高步,可以旌我贤。”(《全唐诗》258)

第三十三证,唐代皎然的《吊灵均词》。皎然,字清昼,唐诗僧。本姓谢,为南朝宋谢灵运十世孙,曾与颜真卿等唱和往还。皎然《吊灵均词》云:“昧天道兮有无,听汨渚兮踌躇。期灵均兮若存,问神理兮何如。愿君精兮为月,出孤影兮示予。天独何兮有君,君在万兮不群。既冰心兮皎洁,上问天兮胡不闻。天不闻,神莫睹,若云冥冥兮雷霆怒,萧条杳眇兮余草莽。古山春兮为谁,今猿哀兮何思。风激烈兮楚竹死,国殇人悲兮雨飔飔。雨飔飔兮望君时,光茫荡漾兮化为水,万古忠贞兮徒尔为。”(《全唐诗》卷821)

第三十四证,唐代刘复的《送黄晔明府岳洲湘阴赴任》。刘复,登大历进士第,唐代诗人。刘复《送黄晔明府岳洲湘阴赴任》云:“拟占名场第一科,龙门十上困风波。三年护塞从戎远,万里投荒失意多。花县到时铜墨贵,叶舟行处水云和。遥知布惠苏民后,应向祠堂吊汨罗。”(《全唐诗》卷305)

第三十五证,唐代韩愈的《湘中》。韩愈(768—824),字退之,唐代文学家、哲学家。贞元进士。卒谥文,世称韩文公。其散文,旧时列为唐宋八大家之首。韩愈《湘中》云:“猿愁鱼踊水翻波,自古流传是汨罗。蘋藻满盘无处奠,空闻渔父扣舷歌。”(《全唐诗》卷343)在这里,韩愈讲的“汨罗”,是指屈原投江自沉处。

第三十六证,唐代柳宗元的《汨罗遇风》。柳宗元(773—819),字子厚,唐代文学家、哲学家。贞元进士。与韩愈皆倡导古文运动,同被列入唐宋八大家,并称“韩柳”。在哲学上,有《天说》、《天对》等论著。柳宗元《汨罗遇风》云:“南来不作楚臣悲,重入修门自有期。为报春风汨罗道,莫将波浪枉明时。”(《全唐诗》卷351)

第三十七证,唐代孟郊的《楚怨》。孟郊(751—814),字东野,唐代诗人。近五十岁,才中进士。与韩愈交谊颇深。长于五言诗,与贾岛齐名,有“郊寒岛瘦”之称。孟郊《楚怨》云:“秋入楚江水,独照汨罗魂。手把绿荷泣,意愁珠泪翻。九门不可入,一犬吠千门。”(《全唐诗》卷372)

第三十八证,唐代白居易的记载。白居易(772—846),字乐天,晚年号香山居士,唐代大诗人。贞元进士。和元稹友谊甚笃,世称“元白”;晚年与刘禹锡唱和甚多,人称“刘白”。如白居易《读史五首》(其一)云:“楚怀放灵均,国政亦荒淫。彷徨未忍决,绕泽行悲吟。汉文疑贾生,谪置湘之阴。是时刑方措,此去难为心。士生一代间,谁不有浮沉。良时真可惜,乱世何足钦。乃知汨罗恨,未抵长沙深。”(《全唐诗》卷425)又如白居易《竞渡》云:“竞渡相传为汨罗,不能止遏意无他。自经放逐来憔粹,能校灵均死几多。”(《全唐诗》卷441)

第三十九证,唐代王鲁复的《吊灵均》。王鲁复,字梦周,唐代诗人。王鲁复的《吊灵均》云:“万古汨罗深,骚人道不沈。明明唐日月,应见楚臣心。”(《全唐诗》卷470)

第四十证,唐代雍裕之的《听弹沈湘》。雍裕之,贞元后诗人也。雍裕之《听弹沈湘》云:“贾谊投文吊屈平,瑶琴能写此时情。秋风一奏沈湘曲,流水千年作恨声。”(《全唐诗》卷471)

第四十一证,唐代李德裕的《汨罗》。李德裕(787—850),字文饶,唐代诗人。李吉甫子。武宗时,居相位。后遭牛派打击,贬崖州司户而死。李德裕《汨罗》云:“远谪南荒一病身,停舟暂吊汨罗人。都缘靳尚图专国,岂是怀王厌直臣。万里碧潭秋景静,四时愁色野花新。不劳渔父重相问,自有招魂拭泪巾。”(《全唐诗》卷475)

第四十二证,唐代李涉的《鹧鸪词》。李涉,自号清谿子,唐代诗人。宪宗时,为太子通事舍人,寻谪陕州司仓参军。太和中,为太学博士,复流康州。因此,李涉《鹧鸪词二首》(其一)云:“湘江烟水深,沙岸隔枫林。何处鹧鸪飞,日斜斑竹阴。一女空垂泪,三闾枉自沉。惟有鹧鸪啼,独伤行客心。”(《全唐诗》卷477)

第四十三证,唐代李绅的《涉沅潇》。李绅(772—846),字公垂,唐代诗人。元和进士。曾因触怒权贵下狱。与元稹、白居易交游亲密。为新乐府运动的参与者。其《悯农》诗二首,较有名。李绅《涉沅潇》云:“屈原死处潇湘阴,沧浪淼淼云沉沉。蛟龙长怒虎长啸,山木翛翛波浪深。烟横日落惊鸿起,山映馀霞杳千里。鸿叫离离入暮天,霞消漠漠深云水。水灵江暗扬波涛,鼋鼍动荡风骚骚。行人愁望待明月,星汉沉浮魃鬼号。屈原尔为怀王没,水府通天化灵物。何不驱雷除奸邪,可怜空作沈泉骨。举杯沥酒招尔魂,月影滉漾开乾坤。波白水黑山隐见,汨罗之上遥昏昏。风帆候晓看五两,戍鼓鼕鼕远山响。潮满江津猿鸟啼,荆夫楚语飞蛮桨。潇湘岛浦无人居,风惊水暗惟鲛鱼。行来击棹独长叹,问尔精魄何所如。”(《全唐诗》卷480)

第四十四证,唐代李群玉的记载。李群玉,字文山,澧州人,唐代诗人。如李群玉《湖中古愁三首》(其二)云:“昔我睹云梦,穷秋经汨罗。灵均竟不返,怨气成微波。奠桂开古祠,朦胧入幽萝。落日潇湘上,凄凉吟九歌。”(《全唐诗》卷568)又如李群玉《竞渡时在湖外偶为成章》云:“雷奔电逝三千儿,彩舟画楫射初晖。喧江雷鼓鳞甲动,三十六龙衔浪飞。灵均昔日投湘死,千古沉魂在湘水。绿草斜烟日暮时,笛声幽远愁江鬼。”(《全唐诗》卷568)

第四十五证,唐代曹邺的《文宗陵》。曹邺,字业之,一作邺之,唐代诗人。大中进士。其诗语言通俗,多用民间口语。曹邺《文宗陵》云:“千年尧舜心,心成身已殁。始随苍梧云,不返苍龙阙。宫女衣不香,黄金赐白发。留此奉天下,所以无征伐。至今汨罗水,不葬大夫骨。”(《全唐诗》卷593)

第四十六证,唐代于濆的《戍客南归》。于濆(832—?),字子漪,唐代诗人。咸通进士。与刘驾、曹邺等皆不满当时拘守声律和轻浮艳丽的诗风,曾作古风三十篇,以矫时弊,号为“逸诗”。于濆《戍客南归》云:“北别黄榆塞,南归白云乡。孤舟下彭蠡,楚月沈沧浪。为子惜功业,满身刀箭疮。莫渡汨罗水,回君忠孝肠。”(《全唐诗》卷599)

第四十七证,唐代胡曾的《汨罗》。胡曾,邵阳(今属湖南)人,唐代诗人。咸通中,举进士不第。其《咏史诗》一百五十首,皆七绝,评叙历史人物及历史事实,每为后来讲史小说所引用。胡曾《汨罗》云:“襄王不用直臣筹,放逐南来泽国秋。自向波间葬鱼腹,楚人徒倚济川舟。”(《全唐诗》卷647)

第四十八证,唐代崔涂的《屈原庙》。崔涂,字礼山,唐代诗人。光启四年,登进士第。崔涂《屈原庙》云:“谗胜祸难防,沈冤信可伤。本图安楚国,不是怨怀王。庙古碑无字,洲晴蕙有香。独醒人尚笑,谁与奠椒浆?”(《全唐诗》卷679)

第四十九证,唐代韦庄的《湘中作》。韦庄(约836—910),字端已,晚唐诗人、五代词人。乾宁进士。早年所作《秦妇吟》长诗,在当时颇有名。韦庄《湘中作》云:“千重烟树万重波,因便何妨吊汨罗。楚地不知秦地乱,南人空怪北人多。臣心未肯教迁鼎,天道还应欲止戈。否去泰来终可待,夜寒休唱饭牛歌。”(《全唐诗》卷698)

第五十证,唐代齐己的记载。齐己(863?—937?),晚唐、五代诗僧。本姓胡,名得生,益阳(今属湖南)人。尝住江陵(今属湖北)龙兴寺,自号衡岳沙门。第一首诗,是齐己的《怀洞庭》:“忆过巴陵岁,无人问去留。中宵满湖月,独自在僧楼。渔父真闲唱,灵均是谩愁。今来欲长往,谁借木兰舟。”(《全唐诗》卷842)第二首诗,是齐己的《吊汨罗》:“落日倚阑干,徘徊汨罗曲。冤魂如可吊,烟浪声似哭。我欲考鼋鼍之心,烹鱼龙之腹。尔既啖大夫之血,食大夫之肉。千载之后,犹斯暗伏。将谓唐尧之尊,还如荒悴之君。更有逐臣,于焉葬魂。得以纵其噬,恣其吞。”(《全唐诗》卷847)第三首诗,是齐己的《渔父》:“夜钓洞庭月,朝醉巴陵市。却归君山下,鱼龙窟边睡。生涯在何处,白浪千万里。曾笑楚臣迷,苍黄汨罗水。”(《全唐诗》卷847)第四首诗,是齐己的《行路难》:“行路难,君好看。惊波不在黤黮间,小人心里藏崩湍。七盘九折寒崷崒,翻车倒盖犹堪出。未似是非唇舌危,暗中潜毁平人骨。君不见楚灵均,千古沉冤湘水滨。又不见李太白,一朝却作江南客。”(《全唐诗》卷847)

第五十一证,唐代洪州衙前军将的《题屈原祠》。洪州衙前军将,何许人也,未详,只有诗一首。《青琐集》:“屈子沈沙之处,在岳州境内汨罗江,上有祠,以渔父配享。唐末,有洪州衙前军将,忘其姓名,题一绝,自后能诗者不能措手。”洪州衙前军将《题屈原祠》云:“苍藤古木几经春,旧祀祠堂小水滨。行客谩陈三酹酒,大夫元是独醒人。”(《全唐诗》卷784)

第五十二证,唐代的屈原墓碑。在戴锡琦、钟兴永主编的《屈原学集成》一书中,有刘萍《湖南汨罗历代屈原碑刻研究》一文,指出:《唐屈原墓碑》,据史志记载在今汨罗市屈原冢前。唐杜佑《通典》称:“罗江(今汨罗江)有屈原冢,上有石碑,文曰:‘楚放臣屈大夫之(墓)碑。’”其余文字已脱落不详,建立年代不详,而系之屈原冢下,明非北魏郦道元《水经注》所记之庙碑也。不知毁于何时,待考。

第五十三证,唐代蒋防的汨罗庙碑记。在戴锡琦、钟兴永主编的《屈原学集成》一书中,有刘萍《湖南汨罗历代屈原碑刻研究》一文,指出:唐蒋防《汨罗庙碑记》,据史料考证,原在今汨罗市屈子祠。清郭嵩焘纂修的《(光绪)湘阴县图志》卷三十艺文志第38、39页记载:按旧志(系指明、清两代的《湘阴县志》作蒋昉。而宋郑樵《通志》据《全唐诗》中的蒋昉小传,作蒋防。防,义兴人,官右拾遗,李绅荐为司封郎中,知制诰进翰林学士。唐长庆四年(824)贬,绅亦出。防为汀州(福建)刺史。碑云:奉命宜春,是防又移袁州(江西)刺史。防有合江亭石刻,后题大和元年(827)六月。《通志》谓其官衡州刺史时所题,而《衡州府志》职官表,不列防名,距此碑仅及数月,盖皆一时作尔。今将碑文及记录如下(略)。

第五十四证,唐代王茂元的《楚三闾大夫屈原先生祠堂铭》。王茂元(?—843)出身将门。幼,从父征战,以勇略知名,太和中累迁至岭南节度使、泾原节度使后以将作监领陈许节度使。在唐朝著名的“牛李党争”中,属于李(李德裕)党。王茂元非常器重李商隐,838年在泾原节度使任上,将女儿许配给李商隐。王茂元在《楚三闾大夫屈先生祠堂铭》中,不仅指出:“按《史记》本传及《图经》,先生秭归人也”,而且指出:“原为放臣,王卒客死,《离骚》始作,徒冀幸君之一悟,汨罗终赴,痛皆醉而独醒。”(引自《全唐文》卷683)

第五十五证,后梁的楚三闾大夫昭灵侯庙记。在戴锡琦、钟兴永主编的《屈原学集成》一书中,有刘萍《湖南汨罗历代屈原碑刻研究》一文,指出:后梁《楚三闾大夫昭灵侯庙记》石刻,原在湘阴汨罗屈子祠内,乃后梁武安军节度馆驿巡官守京兆府咸阳县尉萧振撰,将仕郞守江陵府功曹参军柴嘏书并篆额。按:梁开平元年(907)楚王马殷请封屈原昭灵侯,遂新其庙,为之记。萧振,名不见于《九国志》。记云:名参幕府,当亦天策府官属也。《宝刻类编》载萧振撰《重修黄陵懿节庙记》。柴嘏书并篆额,开平元年(907)十月二十五日建。而《宝刻类编》,未著录。其《重修黄陵懿节庙记》文,亦无可考,疑误记此碑,又误十月为九月尔。今将庙记引录如下(略。该文录自《(光绪)湘阴县图志》卷三十、艺文志第39页。)

第五十六证,宋代苏轼的《六幺令·天中节》。苏试(1037-1101),北宋文学家、书画家。字子瞻,号东坡居士,眉山(今属四川)人。苏洵子。嘉祐进士。病死常州,追谥文忠。与父洵、弟辙,合称“三苏”。其文汪洋恣肆,明白畅达,为“唐宋八大家”之一。其词开豪放一派,对后代很有影响。如苏轼《六幺令·天中节》云:“虎符缠臂,佳节又端午。门前艾蒲青翠,天淡纸鸢舞。粽叶香飘十里,对酒携樽俎。龙舟争渡,助威呐喊,凭吊祭江诵君赋。 感叹怀王昏聩,悲戚秦吞楚。异客垂涕淫淫,鬓白知几许?朝夕新亭对泣,泪竭陵阳处。汨罗江渚,湘累已逝,惟有万千断肠句。”苏轼这首词,咏今叹古,借古而启今。天中节,即端午节。“泪竭陵阳处”的陵阳,即今安徽青阳县的陵阳,屈原第二次被放逐,最后九年在陵阳。“汨罗江渚”,即今湖南岳阳市的汨罗江。词中有景,景中寓境。上片极力描摹端午诸种盛况,一幅幅生动的民俗风景画扑面而来;下片感怀屈原人生经历,一幕幕沧桑的历史再现眼前。本词的写作重点在下片,一唱三叹,屈原的放逐地陵阳,屈原的自沉地汨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第五十七证,宋代邵博的《邵氏闻见后录》。《邵氏闻见后录》三十卷,宋代邵博撰。邵博(?—1158),字公济,邵伯温次子。宋高宗年间同进士出身,曾任知果州、眉州等。邵博《邵氏闻见后录》卷第十云:“司马文正公修《通鉴》时,谓其属范纯父曰:诸史中有诗赋等,若止为文章,便可删去。盖公之意,欲士立于天下后世者,不在空言耳。如屈原以忠废,至沉汨罗以死,所著《离骚》,汉淮南王、太史公皆谓‘其可与日月争光’,岂空言哉!《通鉴》并屈原事尽削去之,《春秋》褒毫发之善,《通鉴》掩日月之光,何耶?公当有深识,求于《考异》中,无之。”

第五十八证,宋代朱彧的《萍洲可谈》。《萍洲可谈》三卷,宋代朱彧撰。朱彧,字无惑,乌程(今浙江湖州)人。其中卷二,详细记载北宋广州市舶司的职能以及舶船航海、外商“住唐”等情况,最为精彩。其中卷二有二条涉及屈原:一是《上已袚褉寒食禁火端午竞渡》条云:“江浙民间多竞渡,亦有龙舟,率用五月五日,主屈原,湘楚之俗也。”二是《大观开直河溺死属官》条云:“忠洁侯者,屈原也。大观间议开直河,省洞庭迂险,使者沈延嗣总其事,辟属官。有勾当公事卢供奉,过湖溺死。或传旁舟见鬼物出波间,云:吾血食此,若由直河,则将安仰!余以忠洁侯当无此言,傥以其兴不可成之功,徒殚民力,则毙之亦三闾遗意也。”

第五十九证,宋代陈世崇的《随隐漫录》。《随隐漫录》五卷,宋代陈世崇撰。陈世崇,字伯仁,号随隐。据周端礼所撰陈随隐《行状》,《随隐漫录》原有十二卷行于世,并有林实所撰序文,但后来流行的明稗海本《随隐漫录》仅剩五卷,又无林实之序,可见已被明人妄加删削。《随隐漫录》卷五云:“贾生获罪于汉,投文汨罗以吊屈原。皮日休不用于唐,投文沅湘以悼贾谊。贾之见谗,似屈之忠。日休不用,似贾之投闲长沙。泄其忠愤,可悲己。柳宗元恃叔文辈为冰山,设为天对,投文吊湘,有二子之才,无三闾之忠,宁不发屈贾之笑。”

第六十证,宋代费衮的《梁溪漫志》。《梁溪漫志》十卷,南宋费衮撰。费衮,字补之,无锡人。国子免解进士。大观三年(1109)贾安宅榜进士、秘书正字费肃之孙。本书史料价值颇堪瞩目,如纠《归田录》《避署录话》《甲申杂记》《四六谈塵》《闻见后录》诸书之讹失;否定《地理指掌图》书序云东坡所作之说;辩证世传薛能与秦宗权联诗事之讹等,皆考证翔实,确凿可信。该书成于绍熙三年(1192),首刊于嘉泰元年(1201)。刊行六年,当开禧二年(1206),即为国史实录院收录,以备编修高、孝、光三朝正史参用。费衮《梁溪漫志》卷十“投水屈原”条云:“有士人尝以非辜至讼庭,守不直之,士人愤懑,大声称屈,守怒曰:‘若为士,乃敢尔!为我属对,不能,且得罪。’因唱曰:‘投水屈原真是屈。’士人应声曰:‘杀人曾子又何曾。’守曰:‘吾句有二屈字,而汝句尾乃曾(音层)字,汝之不学明矣!顾何所逃罪邪?’士人笑曰:‘此乃使君不学尔!按屈姓,流俗皆如字呼,而屈到、屈原,皆九勿切,使君尝研究否?’守惭,释遣之。”

第六十一证,宋代的《方舆胜览》。《方舆胜揽》七十卷,南宋地理总志,祝穆撰,成书于理宗时(1225—1264)。祝穆,字和父,其先世为新安人,曾祖祝确,是朱熹的外祖父。至其父康国,始移家入闽,从朱熹居崇安。祝穆少名丙,曾受业于朱熹。新编《方舆胜揽》卷之二十九“岳州”条[祠庙]云:“三闾庙。屈平沉沙之处曰汨罗江,在岳州境内。正庙以渔父配享。唐末有洪州衙前军将题一绝云:‘苍藤古木几经春,旧祀祠堂小水滨。行客谩陈三酹酒,大夫元是独醒人。’”

第六十二证,宋代洪兴祖的《楚辞补注》。洪兴祖,字庆善,号练塘,江苏镇江丹阳人。《宋史》卷433“儒林三”有其传。宋代洪兴祖《楚辞补注》,是继东汉王逸《楚辞章句》之后,又一部里程碑式文献著作,在楚辞学史上具有不可替代地位,亦为其后学人研习《楚辞》所必读之书。如《离骚》“济沅湘以南征兮”句,洪兴祖[补曰]:“沅音元。《山海经》云:‘湘水出帝舜葬东,入洞庭下。沅水出象郡镡城西,东注江,合洞庭中。’《后汉志》:武陵郡有临沅县,‘南临沅水,水源出牂牁且蘭县,至郡界分为五谿。’又:‘零陵郡阴朔山,湘水出。’《水经》云:‘沅水下注洞庭,方会于江。’《湘中记》云:‘湘水之出于阳朔,则觞为之舟,至洞庭,则日月若出入于其中。’”又如东方朔《七谏·哀命》“测汨罗之湘水兮”句,王逸注:“汩水在长沙罗县,下注湘水中。”洪兴祖补曰:“汩音觅”。再如王逸《九思·遭厄》“悼屈子兮遭厄,沈玉躬兮湘汩”句,并自注“湘、汩,皆水名。”洪兴祖又补曰:“汩音觅”。

第六十三证,宋代朱熹的《楚辞集注》。朱熹,字元晦,号晦庵等,祖籍徽州婺源。南宋朱熹之《楚辞集注》,是王逸《楚辞章句》、洪兴祖《楚辞补注》之后的楚辞学史上又一座里程碑,影响所及,盖至今无足以替代之,皆为治《楚辞》之龜鑑。1972年9月27日晚,毛泽东同志在中南海接见来访的日本首相田中角荣,送出一套古籍《楚辞集注》影印本。在朱嘉的《楚辞集注》中,注释屈原自沉汨罗的文字有数处,这里仅举一例:王逸在《离骚序》中云:“而襄王立,复用谗言,迁屈原于江南。屈原复作《九歌》《天问》《九章》《远游》《卜居》《渔父》等篇,冀伸已志,以悟君心。而终不见省,不忍见其宗国将遂危亡,遂赴汨罗之渊,自沈而死。”朱熹作注:“汩音觅。长沙罗县西北,去县三十里,名为屈潭,即屈原自沈处。今属潭州宁乡县。”

《楚辞》自汉武帝以来,几成显学。如淮南王刘安的《离骚传》,扬雄、刘向各作的《天问解》,还有班固、贾逵各作的《离骚经章句》和马融的《离骚注》等,不幸均已佚。惟东汉王逸《楚辞章句》流传下来,成了现存楚辞文献最早的注本。

关于王逸《楚辞章句》的版本,据说宋人所见的本子,已非其旧。以篇第论,陈振孙《直斋书録解题》著録《离骚释文》一卷,解题云:“古本,无名氏。洪氏得之吴郡林虑德祖。”

这里所言的“无名氏”,是谁呢?经余嘉锡《四库提要辩证》考定,以为是南唐王勉。其篇次,与宋流传《楚辞章句》有所不同。

洪兴祖的《楚辞补注》,以《释文》篇第为旧本原貌,故目录于各篇篇题之下,皆注明《释文》次第。

朱熹的《楚辞辩证上》,复述天圣十年(1032)陈说之《序》,“以为旧本篇第混併,首尾差互,乃考其人之先后,重定其篇。”然则,《楚辞章句》篇第之更易,大概是肇自陈氏。

因此,我这次撰写的《屈原自沉汨罗六十三证》一文,上自屈原,下至朱熹,南宋之后,一概不录。以上63证,自屈原至两汉有15证,占23.8%;自西晋至隋朝有7证,占有11.1%;自唐朝至五代有33证,占52.4%;宋代有8证,仅占12.7%。也就是说,唐朝和五代以前的有55证,占87.3%。充分证明:屈原自沉汨罗,史料可靠,确信无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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