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的教育制度是怎么样的?“劝之以学,诱之以禄”是中心思想!

匿名 2019-11-26 14:56:36 热度:1

今天历史风云小编给大家带来中国古代的教育制度,感兴趣的读者可以跟着小编一起看一看。

要说教育制度产生的源头呢,这就说来话长了,不过基本可以确定的是随着阶级统治的确立,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分工愈见明显,便出现了传授技能和知识的人,在贵族占统治地位的当时,以教育贵族子弟为中心的教育机构略之出现。

据甲骨文和古文献记载,自商代起便有层级分明的学校,王族的学校分成大学和小学,贵族也有学校设置。

“夏曰校,股曰序,周曰库,学则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伦也”。

校、序、痒是当时学校的名称,都是为贵族子弟进行教育而设置的。西周时,国学和乡学体系得以确立。设在王都和诸侯国都的学校称“国学”,国学又分大学和小学。国学是培养贵族子弟的学校,它规定,太子和诸侯世子在8岁时入小学,15岁入大学;公卿大夫子弟13岁入小学,20岁入大学。“乡学”设在各地的邑镇,是一般贵族子弟的学校。

中国古代的教育制度是怎么样的?“劝之以学,诱之以禄”是中心思想!

学校教育内容主要是传授宗教祭礼仪式和作战技能,以适应“国之大事,惟祀与戎”的要求,也传授一定的文化知识,“春秋教以礼乐,冬夏教以诗书”,必修科目就是“六艺”,即礼(礼节、仪式)、乐(音乐舞蹈)、射(射箭、投掷)、御(驾车、骑马)、书(识字和写字)、数(计算)。

担任教师的人,在商代是“祝、宗、卜、史”之类的人物,这些人固然主要从事宗教活动,但因为是当时拥有文化和具有一定专门知识的人,能够观察天文物候,掌握文字,厘定历法,通晓礼制,娴于乐舞,又具有官员身份,使用他们来教育贵族子弟,便成为“学在官府”。

除这些专职任教的人员之外,夏商周三代多使用一些年老休致的贵族来担任教师,让他们把自己的统治经验传授给子弟,甲骨文中称“多老”或“多万”,在古文献中也说,“夏后氏养国老于东痒,养庶老于西序。殷人养国老于右学,养庶老于左学,周人养国老于东郊,养庶老子虞痒”。根据这些贵族的不同等级,分配到不同级别的学校从事教育工作。

春秋时期,王室衰落,“礼崩乐坏”,社会政治和经济都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在这种情况下,原来由官府垄断的学校渐渐衰落。由于战争,官府所藏的图书典籍也有流散到民间的,民间聚徒讲学的风气逐渐盛行,出现许多“私学”。

从学在官府到私人办学,使更多的人受到教育,是历史上的进步。就像我们都知道的孔子办学,有弟子3000人,身通六艺的有72人。

战国时期,凡著名学者都聚徒讲学,以传播自己的文化知识和政治见解。当时入学的目的主要是为了取得人仕资格,“仕面优则学,学面优则仕”是主导恩想,学优而入仕,正是当时士子梦察以求的出路。一时间,儒家、法家、道家、名家、纵横家、兵家、阴阳家等,所有学派的代表都汇集于此,生徒也有千余人。

私学的发展引起官府的重视,也形成官学与私学相互补充的局面。因此在战国后期,各国大多设置“博士”等官以管理官学,把官学的管理纳入政权系统,并且走向制度化。

夏商周三代的官学,主要是只对贵族子弟进行教育,表现出官学教育的狭隘性和封闭性。春秋战国时期的私学兴起,是与各国急于物色人才和改进用人制度紧密结合,以入仕为主要目的的教育,当然会被政府所注意,都着力加强对私学的管理,完善了候补官吏的教育。

秦统一全国,禁止民间私学,实行“以吏为师”的制度,加强思想控制,官学又成为唯一的教育途径。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在中央设立太学,以五经博士教育博士弟子。

太学的学习科目是诗、书、礼、易、春秋等所谓“五经”,博士定期讲经,弟子听经而自学,每年按甲乙科进行考试,成绩优良者,便可以任用为官,此后又相继在郡设学,在县设校,在乡设痒,在聚设序,建立起各级地方学校,形成从中央到地方的官学系统,并设置相应机构实行管理,魏晋南北朝基本上承袭汉代这种官学系统。

隋唐以后实行科举制度,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学校教育制度的发展。如唐代中央设立国子篮以掌管训导之政,以蔡酒、司业为正副长官,下设国子学、太学、四门学、律学、书学、算学等六学,额定学生员额为1410人。各学均设有博士、助教以主管施教。

地方州县也各没有经学和医学博士、助教,主管本州县学生的教育事务。这样就形成了从中央到地方的教育和管理网络。当时世族门阀遗风很盛,对学生的身份限制很严,入学资格存在着难以逾越的等级鸿沟,非仕家子弟不能入学,充分体现官学的狭隘性和阶级特点。

宋代中央仅设国子学、太学、四门学,地方州县则各自设有州县学。由于此时世族门阀政治衰落,世族地主的特权相对削减,对学生的身份限制也比较宽松,本来专为高官子弟设置的太学也可以接收庶民子弟。北宋时期比较重视官学教育,曾经有三次大规模的兴学。

第一次是宋仁宗庆历四年(1044 年),范仲淹任宰相时,普遍建立州县学,改建国子学和太学,实行“升贡”的办法,学生可以根据学习成绩由州县递次升到太学。

第二次是宋神宗熙宁、元丰(1068—1085年)年间,王安石为宰相时,创立太学三舍法,将太学分为外、内、上三等,初入学为外舍生,经年考月试及格的便能逐渐开为上会生;上舍生毕业成绩优等的可以免试直接授官,中等地参加殿试,下等经更部考试再经殿试也可以授官,官学教育与仕进途径衔接。

第三次是宋徽宗崇宁(1102-1106年)年间,蔡京执政时,仿行王安石新法,增加太学学生名额,实行毕业授官,进而出现“天下取士悉由学校升贡”的局面。随着升贡制度的完善,至南宋时,国子学也并入太学,高官贵族子弟也被纳入竞争的行列。

明清的官学有所变化,中央的国子监既是教育管理机关,又是培养官僚的最高学府,在地方上设府、州、县学。在入仕上,明初曾经是“府、州、县学诸生入国学者,乃可得官,不入者不能得也”,成为当时主要的人任途径。士子参加科举,必先经过“童试”合格,取得府、州、县学“生员”资格,才能进一步参加科举,所以,明清“科举必由学校,而学校起家可不由科不”,官学控制着入仕的道路。

古代虽然是以官学教育为主,但私学教育也普遍存在。私学开创于春秋战国时期,经过秦代一度禁止,到汉代又发展起来。隋唐以后实行科举,给读书人以博取功名的机会。由于官学名额有限,再加上报考科举的条件放宽,从而使许多自学和私学学生得以通过科举考试而跻身于仕途,这就给私学提供了发展的条件。

明代甚至一度禁止私学,然而,明中叶以后官学废弛,书院又逐渐发展起来,有些书院一时成为高等教育和社会舆论的中心,官学的声望和影响远不如这些著名的书院。总的说来,私学虽然不由国家直接控制,但所学内容还是多局限于准备科举考试,与官学并无太大的区别。而且开办私学和担任教的人大多是退职的官僚和士大夫,与政府并无本质上的冲突,所以能够与官学长期并存。

1860年,英法联军攻进北京,逼迫清政府签订《北京条约》,在“自强”的名义下,先后建立了同文馆、广方言馆、福建船政学堂、南北洋水师学堂、武备学堂等新式学堂,以培养当时急需的翻译、制造技术和陆海军人才,并在1868年以后向外国派遣留学生。

此后,一些督抚也模仿西式公立学校制度建立了一些新式学堂,1898 年在北京建立了京师大学堂,地方的新式学堂也随之兴起。这种新式学堂吸收西方教育制度和课程设置。学习理、工、农、医等实用学科,开始摆脱了与入任制度相结合的旧模式,借以培养当时急需的各方面人才。面对这种新的事物,各方面的反映是不一致的,有人甚至称之为“无系统教育时期”。

1901年,清政府宣布废除八股文,改以《四书》、《五经》及论述中国历史、政治和西方政治及学术的文章作为取士的标准,与此同时,给予学堂毕业生和留学归国学生以相当科举中的举人、进士资格待遇,这就促使新式学堂迅速发展起来。

1902年,清政府颁布了《钦定学堂章程》,1904年,再颁《奏定学堂章程》,解决了各地兴学无章可依的矛盾,新式学堂教育开始发展起来。1905年,清政府又宣布废除科举,学堂毕业生直接取得功名,学堂成为当时教育的主流。

总结:

劝之以学,诱之以禄,这可以看作是古代学校教育的指导思想。古人上学,大部分都是把读书和个人的政治经济利益结合起来。教育与入仕相结合,读书和做官联系在一起,这是古代教育的中心思想,也是专制统治的重要手段。不过也不可否认的是,在这种想法的催生下,教育事业也得到了不小的发展。

话说回来,无需漫谈君再做比较,我们现代的教育多么优秀也是不言而喻了,质量可能良莠不齐,但是“九年义务教育”至少赋予了大部分人站到同一起跑线上的资格。跟学弟聊完,历史君还庆幸自己早生了几年,要按照他们的学法,我可能要考不上大学了。

最后给大家分享一首《劝学诗》:

富家不用买良田,书中自有千钟粟。安居不用架高堂,书中自有黄金屋。 出门无车毋须恨,书中有马多如簇。 娶妻无媒毋须恨,书中有女颜如玉。 男儿欲遂平生志,勤向窗前读六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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